窒息的空间
好的小说，总是给读者留以无尽的想像空间，而张海芹的短篇小说《蚂蚁》的空间带给读者的却是一笔一笔的酸痛，让人张狂，使人愤怒，痛哭，然后是窒息。
《蚂蚁》讲述的是一个孤儿的故事，故事以孤儿院为背景，触角延伸到社会，挑战了人性，道德，伦理，揭示了社会的阴暗。主人公九志是一个左脚没有大拇指的孤儿，与他一同生活在孤儿院里的都是一些身体略有残缺，被父母狠心遗弃的孩子。有长短臂的小苦瓜，被领养后又因为有了自己的孩子被区别对待的玲姐。也有一直竭力照顾孤儿们的护理保姨等人。这些小人物以大爱大罪的元素构建了故事的内核。
在孤儿院保姨的帮助下，九志被助养了。什么是助养？女主人嫌九志有七岁，已懂得记事，担心养不熟，不同意领养，后来是因为保姨劝慰说，先助养一个供他读书，说不定会为你们引来一个自己的孩子。因为这种迷信的说法，男主人做主助养了九志。但不论是领养还是助养，这种关系在九志眼里都是极为尴尬的，他即高兴，又忐忑不安。七岁的孩子，因为一出生就是在孤儿院的缘故，九志早早地读懂了人情的冷暖。他把略有残缺的脚藏起来，在饭桌上小心翼翼，在交谈中吞吞吐吐，唯恐说错话而让男女主人不满。注意，小说在文中并不是以养父母尊称，而是用男女主人的称谓，这就决定了九志寄人篱下的身份尴尬。然而，即使是九志再小心谨慎，仍然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男女主人的生活风波中。男主人在外面有了相好，九志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说，做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得罪哪一方，都有可能将九志击得支离破碎。所以，在面对女主人的质问时，九志诚惶诚恐选择了沉默。随后，女主人向归家的男主人发起挑衅，在争吵中，为了博取有力的证据，女主人直接把九志摆上了台面，说是九志已经全部向她交待了。就这样，九志不得不回到了孤儿院。在此，不禁让人心中拷问，这种领养关系，对孩童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做为一个被领养者，它的内心一直是惶恐不安的，它永远都渴望温暖，永远都在害怕被遗弃，却又一直活在被遗弃之中。十七岁的玲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玲姐不再被重视，宠爱，养父母甚至打算将她嫁给一个死了老婆的局长，换取对她的养育之情。而小苦瓜了，是个长短臂，来孤儿院领养孩子的人们，如站在菜市场买菜般，挑肥拣瘦，自然不会喜欢小苦瓜这种孩子来增加累赘了，在这时候，所有的爱心都是显得那么的虚伪。小苦瓜后来被一个山东人老魏领走。那个山东老头视小苦瓜为免费的童工，让一个身有残缺的孩子天不亮就起来，负责三十多头猪的吃食。并且，更为使人惨痛的是，这个山东老魏还是个恋童癖，半夜经常猥亵小苦瓜。如果没有这两个盘算，老魏是不会领养小苦瓜的。问苍天一句，谁来管这些弃儿，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时代不仅没有道德进步，反而只给了我们一个血淋淋的刀口。
孤儿院里的孩子，每天必须从事劳作，院里要求孩子们每天至少装五十个音响盒，还有剥玉米粒，装铅笔盒，捋铜丝，给食品袋贴合格标签。总之，孤儿院里就像一个小小的作坊，院里领回什么活，九志他们就做什么活。我记得有一个进过看守所的老乡跟我讲述过他在看守所里的光景，与小说中的孤儿院大同小异，只是活儿略有区别。但我相信张海芹是有过实地考察，并对孤儿院的生活做过细致了解的。没有深入的体会，写不出这么真实的文字。
在九志做足第六百个音响盒的时候，孤儿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弃婴房丢了一个女婴。女婴是怎么失踪的？玲姐准备离开孤儿院去广州或是深圳时，她想把九志带走，供他上学。玲姐拿出厚厚的一万块钱，告诉九志，孤儿院里丢失的那些婴儿，都是被她和文婆子，护理长，甚至还有保姨合伙卖掉了。九志如遭雷击，他不能接受玲姐讲保姨也知情的说法。最后，玲姐独自离开了，天色黑下来，九志抬了抬身体，感觉脚下有千斤之重，他低下头，恍惚发现是无数的蚂蚁，你挤我压，正奋力向上蹿，一波一波，过不了多久就会将他也吞没了。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肝肠寸断的故事。张海芹在创作谈中提到，“我看过那些孩子，为人母后，真的会心疼，却无能为力，或者，内心我根本不愿为他们付出，我是旁观者，最多是内心被触动的旁观者，而已”。这是一个母亲的实话，我相信。作为读者，我在小说中时刻为孩子们的不幸感到流泪辛酸痛恨，更多的却是无力感。在读小说《蚂蚁》时，我很渴望张海芹能在结尾给小说另一条出路，给孩子们一个好的结果，但我知道这是奢望。因为《蚂蚁》留给人的是一个让人窒息的空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那么疼痛，却无力，你也想像不出小说人物到底能有或是应该有什么出路，这才是真正的让人绝望。
把问题留给社会吧，各位看官评客们扪心自问去。张海芹的小说《蚂蚁》真实地为我们撕开了这个时代最黑暗的一幕，它已远高于新闻带给社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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