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同友中短篇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

——乡村文明立传者

最早发现余同友的小说，是在安徽文学2014年第6期，我读到了他的两篇小说《另外的那个西湖以及小青》，《天花板上的狐狸精》。至今仍然记得这两篇小说带给我的震憾，我是连夜彻读。从一开始就被打动，一直到掩上书本，都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开始关注这位作者，以期望从余同友手上读到更多的小说。随后不久，我便在安徽大学文学院疏延祥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了关于他的中短篇小说评论。我关注疏延祥教授已久，他的评论写得很精彩，对小说的审美有着相当高的水准。余同友的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他有着很高的评价。而与此同时，我也在图书馆找到了《小说选刊》转载的余同友的小说《白雪乌鸦》，《泰坦尼克号》，均是难得的力作。

中短篇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是余同友去年8月份寄给我的，已近半年，这本小说集，刚一入手，我就迫不及待粗读了，读完后，本想写点什么，但是一想到疏延祥教授写的评论，却已胆怯了。原因无它，前者将我心里要讲的话都讲了，并且在评论上，其水准与独到的眼光远在我之上，愚只能望其项背，便作罢。

然而，好的小说是百读不厌的，读一遍远远不能止住我对其作品的热爱。我甚至在这几个月中，又翻来覆去品读过，分析其的写作动态，脉络，在一字一句中，仿佛与其亲身做了交流。在所有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余同友的小说给我带来的欣喜是满足的。我满足于其作品的丰腴，满足于瓦庄这个农村世界。我很少圆满地从作家的小说中，读全一个时代，一个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命运与农民的生活的辛酸苦辣。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在农村的我，读余同友的乡村题材小说，切合自身的经历，看到与听到的故事，在这本小说集中感触是最深的。在九十年代，家乡的村民纷纷奔赴沿海地区打工，在外面的艰辛，是很难为我所熟悉的。知道的是，每村几乎都有少了胳膊或是缺了腿的壮年回乡，有老婆跑了的，有女儿做了小姐的，犯了案子进牢房的，也有成年累月在外打工，工头不发工资，无脸回乡见妻儿老小，便在外面寻了短见的。但更多的变化是，在这悲催的年代，农民以血汗和泯灭自我的代价带动了家乡的富饶，一幢幢新房耸立起来。做为八零后，我们不用再穿烂布衣衫，每每上学吃腌菜度日，因身材矮小，面黄肌瘦而遭受城里人的耻笑与歧视了。现在想来，仍为那段时光淌泪。

在余同友的笔下，乡村的荒芜，情感与生理的失衡，欲望与传统的对抗，是我所见证的农村。在其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白雪乌鸦》还是《欢喜团》，《我们村庄的好风景》，《夏娃是个什么娃》等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洗头房，小姐，这些令人羞愤的疮疤。仍记得，在读潘绍东刊于《天涯》杂志的小说《双江湾人事》，我曾对其的小说表示不满，原因无它，我怨其将农村写得太坏了，使我这个农民的孩子受不了。后来，冷静过后，我又向其道歉。潘绍东的小说是没有可挑剔的，挑剔的是我带有了袒护主义情绪。在《欢喜团》中，我读到了小砖姐姐的痛苦。《我们村庄的好风景》我读到了美凤的贪婪，王立正的疼痛，《夏娃是个什么娃》里苏媚的无奈。这些人和事都好像是发生在我身边。我能从小说的人物与背景中找到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元素。所有的小人物，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一心改变家乡的王立正，从外面发了黑财回乡的杨利文，老光棍胡芋藤等，都有如时光逆流，竟使我倍感亲切。这是时代的痛，是小人物在经济物质的冲击下吞下的血。我庆幸的是，作家余同友用宽厚的眼光，揭开了疮疤，却又包容了人性。

其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作品人物鲜活，有血有肉，有故事，有大爱，也有狠毒，将人性以小说的形式架控自如，活色生香。七情六欲构造了人，余同友用它又写成了小说，不偏不倚，有的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叙。韩进评价余同友是“乡村文明的孤独守望者”，这是非常恰当的。余同友以他的精神高度，还原了农村的真善美，也谱写了在时代面前，人人各自的追求及广大农村群众对生活的定义，把农村的真实写照用纸笔以小说的形式记叙，若说其为“乡村文明立传者”，也不为过。

末尾，值得重笔一提的是《蜗牛班》，也使我想起了《凤凰琴》，竟真落了泪！

2015年1月23日，夜。